十二歲的Ah Ching剛剛和父母從國外度假回來就熱切盼望著回到學校。
愛培學校由位於紅磡的一所空置小學改建而成,專為中度至高功能自閉症兒童設立。Ah Ching很喜歡在小班環境下與老師的親密關係,有時還會和同學們開玩笑、搞惡作劇,而且這裡的家庭作業也不會太多。
寬鬆的學校生活讓他有充裕的時間可以做喜歡的事情,享受閱讀英文書籍的樂趣。
兩年前Ah Ching轉學到這家學校。在此之前,他在主流學校度過了一段精疲力竭的日子,過於繁重的作業以及缺乏老師的理解和支持嚴重挫傷了他的學習積極性。
“每天晚上我們都在和家庭作業奮戰。”他的媽媽Josephine說到,“根本不能全部跟上,一天晚上他大聲喊了出來。他問我,‘我為什麼要存在?’”
十幾年來政府推行融合教育政策,通過特別基金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開放主流學校,然而在主流教育中,很多這類孩子的父母依然缺乏真正的選擇,這讓他們深感挫敗。
Josephine轉而投向愛培學校,每年要花費24萬港元的學費,她的兒子因此獲得了一份有意義、快樂的學校生活。她還收到了一些國際學校的入學通知,但都因為他們不能為她智商正常的兒子提供量身定制的幫助而拒絕了。
“他的問題在於他不知道如何與他人交流,在遵從教導上也比較弱。”她說。
愛培學校有40名5歲到18歲的學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別學習計劃,為他們在語言、社交技巧、常識、數學以及其他方面設定了專屬學習目標。學校定期與家長會面,討論孩子的進展情況,每4個月更新一次計劃。對於通過收入評估的家庭,學校會提供學費全額減免的優惠。
在Ah Ching曾就讀的主流學校裡,他的行為表現不被認可。
“在一次集會上,他突然站起來,把用過的衛生紙扔進垃圾桶,但受到了老師的指責,問他為什麼那麼做。”他媽媽回憶到。
“一些老師會懲罰不能安靜端坐的學生,這會傷害他們的自尊心。在其他一些學校,教學助理沒有接受過必要的培訓,對於學生的情況也知之甚少。”
儘管政府加大了資源的投入,然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還是明顯地落在了後面。現在有超過31000名這樣的學生就讀于主流小學和中學,接受教育局提供的資金及課程支持和在職教學培訓。
特殊教育需求涵蓋的八種類型包括:特殊學習困難、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泛自閉症障礙、言語障礙、聽覺/視覺障礙、生理障礙和智能障礙。
教育局按照三級資助模式,提供學業補助金以及支持政策,比如小組學習和抽離式教育方案。但只有有嚴重學習障礙的學生才會獲得學校為他們量身設計的計劃。
2008-09到2013-14學年間,針對學校支援的支出增長了26%,達到10億8千萬港元,然而同一時期被評定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數量增長高達92%。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同時也是立法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他計劃在今年秋天提交立法提案,要求學校為所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個別學習計劃,並施行英美等國家採取的措施。
他的小組委員會在去年晚些時候發佈的報告中指出主流學校僅有10%左右的教師接受過如何應對這類學生的培訓。
他駁斥了教育局關於全校整合法被應用于融合教育是一個“笑話”的說法。
“現在根本沒有專人負責處理特殊學生的需要。被稱為Senco的所謂的指定協調人不過是高級教師或副校長的另一個頭銜而已。” 張超雄說,他的女兒患有嚴重智障。
他說,大部分8歲以下特殊教育需要兒童都沒有得到評估和支援,因為每7所或8所學校僅有一名教育心理學家。
他對政府在融合教育上的承諾表示懷疑:“看起來在香港這樣一個經濟城市,教育就是一種挑選能為經濟做出貢獻的人的工具。人的掙錢能力被排在了第一位。”
“我們的考試系統就是為挑選精英而設的,而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被邊緣化,在學校裡被視為異類。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不均衡地集中於三等學校,那裡的學生的學習成績都比較差。精英學校不願意接受他們。”
通常在有很多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校才有專人負責處理特殊群體的需要,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總監冼權鋒(Kenneth)說。
他強調,每個學校都應指派專人負責這些學生的學習,關注他們的進展,這很重要。
他補充說,在較早時期對有明顯學習問題的兒童進行評估和介入至關重要。
本文曾刊行于《南華早報》印刷版,題名《System failure》